新的视角与期待：亚洲知识产权的制度探索与区域合作——《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法与制度：梳理千丝万缕的知识产权，走向亚洲和平》评析

知识产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国家。在技术研发和市场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或区域，知识产权制度多是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借由政府命令和法律政策通过移植相关制度构建。相应地，我国早期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欧美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学习和制度移植等方面。随着制度研究的深入以及本土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新知识产权问题与保护诉求的增多，我国知识产权研究才逐渐关注和转向本土化研究。在研究网络音乐许可、药品专利链接、网络服务商侵权判定、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中，学者在考察欧美经验的同时，亦关注相关制度与本土法律背景和产业发展诉求的匹配度。对欧美国家的比较法研究侧重考察制度起源和规则设计，探讨制度本貌和逻辑思路，为制度移植做铺垫；而本土化研究则考察法律规则与本土技术产业发展诉求的相关性与匹配度，探索制度移植的调适和本土制度创新。

（一）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价值

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可为亚洲经济体解决制度移植和本土化适用中的问题提供独特参考视角，展现出欧美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所不具备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有助于促进亚洲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区域合作，推进其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

（二）亚洲知识产权研究的杰出成果

刘孔中教授较早关注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与研究价值，成就斐然，其多年来持续研究的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与印度特定产业发展的对比研究；亚洲经济体的商业秘密保护比较研究；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FRAND标准在亚洲的实践和特点；亚洲经济体在商标、著作权和专利领域的典型判例评析；亚洲贸易法与知识产权的互动与发展；等等。此外，刘孔中教授积极推动亚洲范围内知识产权学者的交流，主办亚洲知识产权前瞻研究论坛（Vision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fessors for the Betterment of IP Study and Regimes in Asia, VIPP, 2015-2019）和亚洲知识产权论坛（Asian IP Works – in - Progress Conference, 2016-2020）系列活动。他在德国、新加坡、美国、英国、中国、日本等地的研究与教学经历，为其对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素材。

在专著《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法与制度：梳理千丝万缕的知识产权，走向亚洲和平》中，刘孔中教授整合其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制度，提炼其制度设计和运行特点，并针对重点知识产权问题及重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发展进行具体分析。第一部分（第一章）从亚洲经济体知识产权发展的背景和历史入手，分析其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特点，讨论亚洲经济体开展知识产权合作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探讨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的核心议题与领导案例。第三部分（第五、六章）分析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两个重要争议问题，即商业秘密保护和法定赔偿制度的适用。第四部分（第七、八、九、十章）讨论亚洲代表性经济体（中国大陆、印度、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策略运用知识产权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经验和启示。

该专著的研究范围、范式和方法体现出作者宽宏的研究视野。在研究范围上，专著将亚洲作为整体分析其共性和特殊性，同时在诸多制度分析中引入德国、欧盟等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在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及规则相互影响的全球化背景下更具现实的参考价值。在研究范式上，该专著一方面在法律框架内讨论亚洲知识产权制度，另一方面又探讨法律设计与政府政策、产业发展、区域合作的协调和相互推进，体现出知识产权在价值目标和制度功能上的多维属性。通过考察亚洲经济体如何经由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其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维护公众利益、促进发展转型的目标，该专著通过多维度解读亚洲知识产权制度，为读者提供相对全面的视野和研究成果。

（一）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与特点

作为工业革命和高新技术经济的后发者，多数亚洲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迫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压力被动建立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表现为移植国际条约和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立法构建高于本土需求的知识产权保护，彼时的知识产权法对多数亚洲经济体意味着高昂的技术许可成本以及自由模仿或竞争的障碍。知识产权保护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对传统产业、国民收入等带来一定冲击。在经历挣扎发展并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本国（地区）技术得到发展与创新后，亚洲经济体逐渐受益于知识产权制度。

上述历史也促使亚洲经济体在较快的时间内完成了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建设，并取得较大成就。各经济体构建了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管理在内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少数经济体在部分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已可比肩欧美发达国家；各经济体尝试推动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化，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已成功完成这一转型等。该专著总结了主要亚洲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现实应用的各自特点。

在其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过程中，各亚洲经济体普遍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指导制度建设和发展，包括由技术官僚制定立法推动规则建设、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压力一般最先通过行政渠道接收并传导，可能率先反映为政策，在政策的引导或影响下固定在法律文本中，或反映在更多政策文件中，或在案件判决中得以体现。此种国际知识产权压力传导机制促使诸多亚洲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遵循自上而下、专业化的政府主导模式。

（二）亚洲知识产权的规则探索

在知识产权的规则探索中，亚洲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推动移植的知识产权制度服务于本土发展，避免因产业基础、制度背景等差异出现知识产权制度在亚洲“水土不服”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本质在于避免陷入为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的机械逻辑，回归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标。知识产权制度应保持其设立和运行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协调创新者、再创新者、竞争者以及公众消费者的利益分配，激励智力成果的创造、传播和使用行为，最终促进社会和经济福利增长。就此而言，亚洲经济体的规则探索既有成功创新也有不足之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不当的规则实施可能会阻碍技术交流与累积创新、缩小竞争空间并带来寒蝉效应。亚洲经济体在引入知识产权制度时应秉承理性态度，考察制度的设计逻辑，判断其是否存在内在矛盾和固有风险，并分析制度对实施环境和配套措施的要求。只有全面分析知识产权制度的可行性和适用风险，并提供应对措施，立法者才能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实现预期目标。

三、亚洲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国际策略与合作机遇

（一）国际市场中亚洲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策略

该专著考察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以及新加坡几个亚洲重要经济体运用知识产权策略、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经历，为经济体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新加坡的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与发展策略，为亚洲经济体融入全球贸易、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供了良好示范。第一，在国际合作中选择恰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新加坡签订的双边、多边贸易协定有26项之多，但只有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吸引合作方外商直接投资或大型药品、通讯企业入驻时，新加坡才会在与美国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提高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否则不讨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该策略性选择保障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可带来的充分投资回报。第二，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中打造独特竞争优势。新加坡计划成为全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枢纽，在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领域建立国际声誉。为此，新加坡于2005年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HCCCA），并于2016年颁布《选择法院协议法》（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ct, CCAC），赋予前者以国内法效力，并在实践判例中将上述公约和法律作为裁判依据。新加坡还同时推进《新加坡调解公约》即《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的落实。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打造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可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的过度损耗，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二）亚洲知识产权的合作机遇与全球参与

该专著副标题名为“梳理千丝万缕的知识产权，走向亚洲和平”，呼吁亚洲经济体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合作，提升亚洲的经济凝聚力和地区稳定性，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在贸易壁垒层出和全球合作碎片化的当下，更突显其时代意义。亚洲知识产权研究不仅可为亚洲经济体各自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更可为亚洲经济体凝聚合作、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支持。

从亚洲内部来看，各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其具有更好的合作基础和互补需求。一方面，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有助于企业根据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开展产业链的差异化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促进经济体间分工协作以增强技术交流的外溢效应。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体的知识产权规则完善和能力建设，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差异阻碍，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充分流动，扩大贸易市场。有实证研究指出，东盟经济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等经济体的贸易的影响表现为市场扩张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激励科技发展水平对其贸易出口的正向影响。

从外部来看，亚洲经济体开展知识产权合作、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正面临新契机。一方面，传统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框架正经历转型。以WTO为后盾的TRIPS协议等国际统一知识产权规则面临落实困难，各国开始通过“场景转换”的方式，借助密集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国际知识产权秩序切割为碎片。新的知识产权治理规则正处于探索阶段。另一方面，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为其参与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构建增强话语权。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出，亚洲经济体在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利用其技术、资本、政策支持，成为信息技术全球价值链的积极参与者。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影响力将帮助亚洲经济体在相关规则构建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亚洲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合作和国际参与，可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提供更为平衡的视角，实现对现有知识产权规则的补充和创新。以TRIPS协议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对先进与落后国家知识产品分配悬殊的现实关照不足，而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则更是呈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趋势。亚洲包含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其深入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有助于推动对国际社会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趋势的反思，关注知识产权背后的发展问题，考量知识产权与公平竞争、生命伦理、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通过推动关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诉求，有助于构建更为理性、多元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在当前历史阶段，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驱动力，世界正在经历以创新为内核的全球化。亚洲经济体已经或正在经历从被动适应和构建知识产权制度，到灵活运用现有规则，再到主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的转换过程。在亚洲经济体内部，对这一历程的研究可为各经济体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开展制度移植和本土转化、推动经济技术发展提供切实的经验借鉴。在国际舞台上，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可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提供新视角，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质公平等多重议题的平衡。就此而言，《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法与制度：梳理千丝万缕的知识产权，走向亚洲和平》为亚洲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深刻的洞见。